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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音乐学院乐器厂 黄 勇
陕西省文化物资公司 张忠民
长春大学音乐学院 王文琦
入会须知

一、凡从事乐器生产、经营、科研、教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承认本协会章程,按时交纳会费,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有关活动,遵守行规行约,均可申请加入中国乐器协会,成为乐器协会团体会员。

二、申请参加协会的单位,须如实填写《中国乐器协会团体会员申请表》(用兰、黑碳素笔书写,字迹清晰工整),并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 营业执照和产品注册商标复印件 各一份

三、申请入会的单位,经审核批准后,即可成为中国乐器协会团体会员,发给《中国乐器协会团体会员证书》。

四、根据《中国乐器协会章程》的规定,会员必须交纳会费,年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下的交会费 500 元, 500 万元以上交会费 1000 元。

五、请将有关材料备齐后邮寄至中国乐器协会。

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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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器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考

 

北京大学 王缉慈 马铭波 王敬甯

 

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公司和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文献普遍认为,产业集群的理论脉络有两支,一是马歇尔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理论,以持续创新的工业设计为特征的意大利式中小企业集聚的产业区成为区域学习的典范。

二是波特的集群(cluster)理论,哈佛商学院战略管理大师波特(M. Porter)极力强调地理群聚现象对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意义。产业集群的特点可以归纳为:行为主体的地理邻近;部门专业化;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创新基础上的相互竞争、信任和社会文化认同;积极的自助组织,以及区域和城市政府的支持。

相关企业共栖并互相配合、相关产业共生共荣并非新现象。从同一个产业来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价值链上高低不同的环节,在世界上发达程度不同的地方,都会发生相关企业集聚现象。外部经济的存在、集体效率的增强,使企业降低成本。在基于创新的高端集群中,在合作服务机构的促进下,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企业之间以及产学研之间合作,产业融合,知识溢出,不断催生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而在基于低成本的低端集群中,虽然企业在地理上靠近,产业配套完善,却往往恶性竞争,以牺牲劳力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以数十个甚至千百个中小企业组成产业集群并从事专业化生产,通过分工而获得经济优势的现象在我国非常普遍。在很多乡镇,少数领先企业家创业并抓住了机遇,中小企业成长并壮大,大量“游击队企业家”进入配套服务,从而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乡)一品”的现象。从地理分布来看,沿海省份甚密,中小城镇明显,甚至出现在很多乡村。从产业门类来看,以消费品产业为主。中国发展迅速的产业集群与经济腾飞高度相关,与科技创新高度相关,与文化变迁高度相关,在吸引投资、出口创汇、创造就业等方面贡献突出。在独特的经济转型背景下,产业集群走出了多样化的道路,深刻地改变着全国的经济空间格局。

2003年下半年开始,很多省市相继召开了促进本省(市)产业集群发展的会议;自2004年以来,国家科技部、发改委、文化部等部门以及纺织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都对产业集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如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误入口号式、简单化的“集群构造”运动,陷入“货物崇拜”①(Cargo Cult)的尴尬,将严重贻误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乐器产业除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了一些较大的企业之外,在农村工业化基础上形成了很多乡镇专业化区域,乐器产业集群和其他消费品部门的产业集群在发展道路上十分类似。例如,溪桥镇小提琴产业的成长史——城乡联营、工贸联营、中外合资、企业改制等,提供了乡镇企业发展的生动样本。近些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乐器协会正在对一批具有鲜明乐器产业特色的地方(镇、县、市)进行调研、认定、支持和培育,相继授予中国乐器行业特色区域荣誉称号,例如江苏泰兴溪桥镇的“中国提琴产业之都”、山东昌乐县“中国电声乐器产业基地”、北京平谷区东高村镇“中国提琴产业基地”、江苏扬州“中国古筝之乡”、浙江杭州余杭区中泰乡“中国竹笛之乡”。此外,浙江湖州洛舍镇、辽宁营口市、天津静海县、河北的武强县等,都在积极筹备成立区域性乐器协会或者向中轻联、乐器协会申报产业基地命名,以充分发挥当地乐器行业的产业集群优势,为当地经济和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与其他部门的产业集群类似,乡镇的乐器产业集群存在以下问题:(1)从原材料初加工发展起组装生产,技术能力不足。(2)缺乏人才,走低端道路。如在意大利克雷莫纳小提琴制造师要经过四年的培训,手工生产少量演奏琴,而中国的溪桥镇一年生产数万把普及型练习琴,农民经培训一个月就可进入车间。(3)一些生产存在污染问题。(4)缺少品牌,多是贴牌生产,产品附加值低。(5)企业之间形成“扎堆”却缺少联系,合作不足,甚至“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6)政府支持不足,地方行业协会较弱。

如何更加有力地在这些地方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以提升乐器行业竞争力?还需要把产业集群所面临的挑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乐器产业集群面临的挑战“专业化引起创新和地方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是培育特色产业基地的理论支撑。很多国家都专注于国内知识基础及其优势的创造,其难以被模仿的竞争优势往往存在于创新集群之中。相关的专业化企业的集聚,规模经济的报酬递增,会刺激专业化要素的投入;在良好的法规制度和基于诚信的社会网络环境中,本地分工网络深化,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不断繁衍,知识和技术创新基础结构不断完善,激发技术和知识创新,推动财富的增长。由于经验积累,最初偶然的专业化分工可能变成永久分工。

全球化也会导致专业化并加强专业化。当生产要素向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国家的最佳地点迁移时,就可能引起该地的专业化。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生产布局时,与原供应网络内的配套企业常会投资到同一城镇,形成大规模的专业化制造中心。其生产专业化和长期合作关系使其创新能力得到增强,而东道国的当地企业却很难打入该专业化系统。为世界市场提供低成本的中间品制造或加工装配服务的某些特色产业区域,会受到高度专业化的制造业过程的限制,从而形成“路径依赖”,落入依赖于外来跨国公司的“陷阱”。由于跨国生产的片断化和模块化,本地供应商的知识被限定在特定产业领域的特定环节,而对其他相关领域一无所知,如果不加强研发投入和对核心能力的培育,仅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区域就极易被其他低成本地区所取代。

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首选合作伙伴。掌控关键资源的全球领先企业将获取更多的垄断权,而分散的低成本供应商则不断受到上下游企业的挤压,利润空间越来越窄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趋于边缘化,产业升级困难。

目前,中国大陆的乡镇产业集群区域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在一些产业集群中,未来企业数量可能会减少,企业规模结构会变化,创新型企业会成长壮大;然而在另一些产业集群中,企业可能会在本地改行、转产,也可能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此外,产业集群所在的乡镇也会发生变迁。在乐器行业,在国际竞争压力下,不仅我国的原有国有企业面临极大的升级压力,而且我国在农村工业化基础上的乐器产业集群的企业面临“自生自灭”的危险,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企业受到了国内外零散经销商的青睐,但是这种低端道路是难以持续的。由此可见,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专业化也有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危险。

一些农村地区的乐器产业集群是在乐器产业国际转移的背景下,在本地企业家力量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工业化的技术基础还不稳固,甚至关键技术和设备还需从国内外其他地方提供;这些制造地通常缺乏文化底蕴,所制的产品尚不是高端的艺术品而是低端的工业品。在乐器制造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和营造地方文化氛围是十分必要并且可行的。尽管如此,在其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还不高的情况下,就一跃而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甚至耗巨资打造园区,想当然地打造乐器产业集聚区,享受地方优惠政策,对全国的乐器制造企业招商引资,殊不知低端的目前发展阶段的乐器制造过程中需要消耗资源、可能污染环境、需要雇用外来劳工,而只能赚取微薄利润。这样做是存在相当大风险的。

不能专注于某个产业或者产品而进行持续的积累,是不能做精产品的根本原因。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谈及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时说,一个前提就是专注,不要总搞多元化,搞什么转产,而是要更加专注地发展自己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所以,认定特色产业基地只是第一步,在技术创新和区域治理方面,更加深入细致地对这些基地进行指导和帮助是必要的。

台湾后里乐器产业升级的启示下文将以台湾的台中县后里乡为例,说明乐器产业集群需要接受相关的技术辅导和踏踏实实的技术学习,以实现产业升级。以务农人口为主的台中后里乡是世界萨克斯管主要供应地之一。20年前,世界每3支萨克斯管,就有一支来自后里。21世纪初,后里的企业从十多年前的20多家减少到15家,产量也从每年外销40005000支,降到15002000支。当大陆的萨克斯产业兴起,台湾功学社为大量出货而自己建了工厂时,后里许多萨克斯企业雪上加霜,顿时失去订单,被迫走向分工生产,节约成本1/3。那些没有品牌、没有标准技术流程而仅靠技术经验和贸易商接单生产的后里萨克斯企业,面临产业转移的严峻挑战。后里乐器产业升级的措施有二:(1)在“台湾经济部工业局”的“地方群聚产业辅导计划”下建立产业联盟——“后里乐器家族(Saxhome)”(2)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称“工研院”)对后里乡乐器产业进行技术支持。

1、后里的乐器工业辅导计划

“台湾经济部工业局”200471日起实行了为期两年的“地方群聚产业辅导计划”,其中,后里乐器工业辅导计划由工研院机械所执行(目前后里的15家厂商中,刚开始只有9家加入)。这项专案计划名为“推动地方工业创新及转型发展计划——后里乐器工业辅导计划”,通过产品研发与制程改善,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业竞争力;并通过建立自有品牌,共同营销以及举办乐器节等活动,进行区域形象推广,促进产业发展(图1)。工研院机械所帮助后里地区的乐器从业者成立厂商联谊会,一起打造集体品牌Saxhome,并举办Saxhome杯萨克斯管制作竞赛,后里乡的厂商制作的萨克斯管得到国际知名演奏大师和鉴赏大师的肯定,大大提升了后里的乐器知名度。

后里Saxhome就是萨克斯管故镇在后里的意思,以此作为后里萨克斯管业者的共同品牌,使企业不再单打独斗。把过去分散的业者组成产业联盟,实现上中下游的整合,以共同品牌外销,不仅获得更大利润,而且面对贸易商有更大的谈判空间,也更能在世界上取得优质萨克斯管的形象。除萨克斯管以外,后里还拓展出爵士鼓、长笛等产品,成为乐器之镇。进而后里乡又在乐器制造基础上注入了数字内容。例如,2007年后里乡的张连昌萨克斯管纪念馆参与台湾数字典藏计划,建立产业史的数据库。

2、台湾工研院的技术支持

产业升级要从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的研制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做起。台湾工研院协助后里乐器厂商进行产品分析,从材质的研发开始,建立标准生产流程与检测程序,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的问题,并建立标准的音准与音色图1 后里乐器工业辅导计划组织架构比对技术。这样一套标准作业流程,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是后里乐器产业升级最关键的一步。

工研院机械所发现,当时后里萨克斯管产业的问题在于手工制作缺乏标准化的生产流程无法保证产品质量和提升产品辨识度,价格便无法提升。为此,协助企业把萨克斯300多个零件生产标准化,还准备用纳米技术,让萨克斯管成为高技术的工艺品,确保竞争优势。另外,吹奏萨克斯管需要手部重复施力,学习或演奏时某些肌腱不正确的用力,手部会受到伤害与劳累。在产品定位的过程中,机械所特别寻找业者合作,打造最适合东方人体工学的萨克斯管。西方乐器本地化也使得订单增加。

工研院机械所从基础研究着手,协助企业开发萨克斯主要材料黄铜的电解抛光技术,分析铜锌的最适比例,并研发新材料。铜材、小羊皮、簧片与吹嘴等材料原来要从日本等国进口,机械所与材料所合作,成功研发出适合制造萨克斯管,编号6535号的黄铜,由台湾铜材料企业负责生产;另外还研发出竹子做的簧片,利用当地资源。

工研院机械所为萨克斯产业建立了检测规格和开发音色、音准的检验系统。工研院和台湾清华大学动力机械所无回响室配合,在完全静音的空间内,以核磁共振技术准确测试乐器的音准与音色,建立音准音色数据库,提供厂商乐器音质的评价基础。工研院还与连昌乐器公司合作,开发出数字化的萨克斯,将音孔位置数据标准化,形成接近完美的声音。机械所也研究解决了萨克斯孔内抛光不到位的问题,并应用电着涂装技术,提升萨克斯管的质感。为了改善台湾萨克斯管的音质与质量,工研院花了20多万元新台币;买一支法国制造的萨克斯管,对其构造及零件进行解剖分析,用量测技术测量其音孔位置及材质,找出决定其美妙音质的因素。

小结

当前,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诸多利好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的乐器行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与其他消费品产业相比,乐器产业还具有以下特点:(1)在生产、消费、服务等环节中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内涵,让消费者陶冶艺术情操,提高素质。(2)消费者购买乐器后要经过培训才能使用。因此乐器的制造对相关服务行业如教育、培训、演出等活动具有拉动效应。同时,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潜在的就业岗位。(3)与电子信息业、新材料业、物流业、环保业、研发和设计行业以及旅游业紧密联系。(4)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乐器普及率很低,市场潜力很大。

乐器产业既属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又具有技术、工匠技艺与艺术相结合的特征。乐器制造产业与文化艺术、音乐教育,音乐生产、商业地产等发展密不可分,交叉和缠绕在一起。很多地方政府正在试图扭转过度依赖制造业的局面,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布局新的园区。然而,乐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发挥集体效率,提升企业技术能力,这需要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干预,克服浮躁之风,扎实做好科研和产学研合作。

①货物崇拜比喻肤浅地理解一种系统或现象的表面,而不了解其实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时期,美军在太平洋很多小岛上设立补给站和机场,岛上土著民看到“钢

铁大鸟”送来现代物品和食物,便视为神。二战结束,美军撤走,土著以为神不来了,就模仿当初的搭台,发展出一套礼仪,坐在搭台中期待大鸟再度出现。

作者简介:

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2003年底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中,担任第20专题组(区域科技组)副组长,负责完成了“产业集群和高新区研究”的子课题。代表性著作有《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发表中英文论文近二百篇。